第一，积极地面对世界，增强自我力量感。主动争取个人生存和追求个人幸福的基本权利，特别是通过劳动获得基本生活条件和个人幸福的权利。这种权利意识本身就是对自己负责也对社会负责的表现，因为这也是现代公民社会对个人素质的要求。保持乐观并有控制感的生活状态，相信自己能在一定程度上创造条件改变自己的环境，以至于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乃至整个生存状况。如果你生性是个内向且情绪很不稳定的人，要提升你的幸福感，还要尽力去改变自己的性格，使自己更外向一些，情绪更平和一些，多接触外向平和、乐观向上的人，寻求社会支持，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并构建积极的自我概念，提高自尊、自主性和控制感。人是环境的产物，但人也改造环境；性格决定命运，但性格也是可塑的。

第二，不要总是向上比较，适当向下比较，保持理性平和的心态，不仇富，不欺贫。幸福感没有绝对的衡量标准，人们往往拿自己的现有情形与周围的人进行对比，在收入方面也是如此。对一个人的心理感受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他的绝对收入水平，而是他和别人比较的相对地位。研究表明，向上比较能激励个体去做得更好，但也会使满意度降低，而向下比较虽然容易使人安于现状，但会使满意度增加。因此，当我们在朝目标奋进的过程中感觉太累的时候，不妨适当向下比较，缓解一下压力，以便为下一次的奋斗蓄积能量。

第三，科学地认识物质财富与幸福的关系。金钱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钱本身买不来幸福。过高的物质生活目标不仅不会使人更幸福，反而使人更烦恼。彩票中奖是很多人的梦想，如果真中了大奖，我们的幸福是不是会相应增长呢？一项经典的研究发现，彩票中奖的人并不比一般的人更幸福。首先，与中奖后的兴奋和高峰体验相比，许多平常的生活事件看起来就不再那么有乐趣了。其次，中奖的兴奋会随着时间而逐步消退。当他们习惯了期待由新的财富所带来的快乐时，这些已经来到的快乐体验就不再那么强烈，对总体的幸福感就不再有很大的影响。一项对《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富翁的调查发现，与一般的民众相比，他们的幸福感只是略高一点；49位超级富翁中，有80%的人报告钱既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少幸福；一位富翁从来不记得自己曾经幸福过；一位富翁报告钱不能解除由她孩子的问题所造成的痛苦。由此看来，金钱在人们心理上的作用被夸大了。在一定范围内，在贫穷状态下，金钱对幸福感的影响较大，而一旦超出这个范围，金钱对幸福感就不产生什么大的影响或者根本不产生影响。

第四，设置多样化多层次的生活目标。金钱是个人实现生活目标所需的条件或手段，如果把金钱本身作为追求的终极目标，它对幸福感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大量研究表明，那些认为金钱比其他目标更重要的人对他们的生活质量更不满意，把追求经济的成功作为生活的中心目标反而会降低幸福感。因为过分追求经济目标会消耗大量的能量，如果多数心理能量都被投资到物质目标上，那么追求其他目标如亲密关系、体育锻炼、兴趣爱好、审美活动、公益事务上可用的能量就减少了，这样就减少了实现它们的机会而最终阻碍了总体幸福感的提升，因为这些目标对于幸福也是必要的。

第五，建构有利于幸福的价值观。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对于幸福的理解。对于有些人而言，幸福取决于物质享受、功名权势；而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幸福在于真知的获得、道德的完善、艺术的享受、宗教的关怀。前者是外部定向，后者是内部定向。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弗洛姆（E. Fromm，1900―1980）将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区分为占有与存在（To Have or To Be）两种，重占有者将生活视为追求金钱、权力和外在成功的无止境的过程，而重存在者关注的是生命本身的成长和人性潜能的实现，这两种人的幸福是不同的：前者会越来越烦恼，后者会越来越幸福。适当控制物质欲望的增长，从生活中寻找其他快乐因子，特别是更多致力于精神需要的满足，如潜能实现、求知、审美、终极关怀，会增加幸福感。经济学家伊斯特林（Easterlin）发现，幸福水平不一定随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并结合欲望水平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幸福感取决于收入欲望与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而不仅仅是实际收入水平。如果收入欲望不变而实际收入增加，那么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会提高。但事实上，更多的情况是收入提高，物质欲望相应地提高，结果是抵消了收入增加带来的满足。或者是收入欲望的增加大于实际收入的增加，那么收入增加的结果不是幸福反而是不幸福、不满意。刚好将欲望的增长控制在低于收入增长的范围内本身难以做到也耗费心力，更重要的是在物质生活能够得到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更多地致力于精神需要的满足，这样才会更幸福。

这样的建议还可以继续列下去，但幸福显然不存在于心理学家的“处方”之中。幸福在哪里？没有确定的答案。子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乐什么？如果说颜回是不得已苦中作乐，那么斯宾诺莎和甘地这种主动选择过俭朴生活的人，对于我们今天讨论幸福的问题又有什么启示呢？